一

    1948年6月，人民解放军部队陆续抵达开封城下，隆隆的炮声拉开了第一次解放开封的序幕。国民党部队不甘失败，决心死守，把个开封古城变成了一座军事堡垒。出了开封城往北不远就是黄河，顺着黄河大堤，黄河职工携家带口的不断向郑州方向逃难而来。位于中牟杨桥的南一总段段部，是由汴到郑的必经之路，此时成了一座收容所。

    总段长徐福龄心急如焚，眼下正是黄河防汛抢险紧张的时期，何况黄河归故刚一年多，新筑堤防没有经过大洪水考验，大河流路尚未归顺，很容易出险。他既担心黄河职工的安危，又担心黄河决口，更害怕人为扒口。他一会忙着腾房做饭，招待大伙，一会又站到汹涌的黄河岸边，查看河势，不时向行人打听开封方面的情况。他听说解放军进了开封纪律严明，秋毫不犯，还听说河南大学嵇文甫、王毅斋、苏金伞等几位名教授已投身革命。只是他一贯沉稳内向的性格，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这些事。

    善于运动战的解放军进入开封只停留了几天时间，然后就在一个夜里悄悄撤走了。解放军撤走的当天，国民党的机械化部队就回来了。排成纵队的坦克，坦克后面是汽车，汽车后面还有戴钢盔的士兵，显得不可一世。但是，老百姓心里明白，那已是秋后的蚂蚱。果然不出所料：10月22日郑州解放，10月24日开封第二次解放。解放前夕，黄河水利工程总局命令所属各处、段组织职工特别是重要技术人员向南撤退，河南修防处部分职工和其他几个总段的段长，均随黄河水利工程总局南逃。黄河水利工程总局见南一总段没人来到，急忙叫通徐福龄的电话：“怎么还没走？” 徐福龄说：“人走了，黄河怎么办？我们段里正在开会研究总局的命令，谁愿走，段里决不阻拦。” 徐福龄放下电话，又回到会议室。会议室座无虚席，徐福龄讲了坚守工作岗位的重要意义和黄河出险可能的后果。他讲到花园口扒口造成的灾难，情真意切，使坐者无不动容。南一总段防守堤段上自郑州保合寨下至中牟朱固，花园口扒口口门就在其中。徐福龄话音刚落，段部技士王晋聪、工友张殿文等都站起身来鼓掌，说：“徐段长，我们听你的，决不离开黄河！”“坚守岗位，保卫黄河安澜！”会议推选徐福龄和张殿文到开封，王晋聪赴郑州分别与解放军联系，并商量了做通想走的个别人工作的具体办法。开封解放的第三天，徐福龄等步行百里到开封与解放军取得了联系，同时，王晋聪在郑州也与解放军取得了联系。

    不久，解放区冀鲁豫黄河水利委员会派赵明甫副主任等来开封，办理接收事宜。赵明甫副主任接见了徐福龄等，表示欢迎南一总段全体员工参加革命工作，并讲明共产党对接收人员的有关政策。11月徐福龄征求南一总段全体员工的意见，除个别人外，计有200多名职工报名参加了革命工作。后来，黄委会主任王化云在《我的治河实践》一书中写到：“这次共接收总局及附属单位1062人，经过整编保留了655人，其中约有一半是各类技术人才，这是治黄队伍中增加技术人员较多的一次。”

    二

    1948 年11月的一天下午，中牟杨桥，徐福龄和段里职工站在黄河大堤上激动地等待着王化云主任的到来。此时，天气渐凉，寒风刺骨，但徐福龄心里却是暖流涌动，春意盎然，他望着黄河回想着自己10多年与这条河朝夕相伴的酸甜苦辣，为新生的黄河祝福。一辆卡车嘎然停下，打断了他的思绪。

    从卡车驾驶室里下来一位个头不高，面带慈祥的中年人，他一把握住了徐福龄的手，说：“你是徐段长，我代表冀鲁豫黄委会欢迎你们全段员工参加革命工作！” 徐福龄不知说什么好，他只是紧紧地握手，以此表达对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民治黄事业的创始者的由衷敬意。

    王化云询问了黄河的防汛情况和段里职工的思想状况后，说：“徐段长，你在黄河上干了10多年，经验丰富，以后要多提真知灼见。人民治黄事业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 王化云临走告诉徐福龄：“下个月华北人民政府水利委员会要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开会，中心议题是研究建立统一治河机构问题，你是代表，是老黄河，要多分析旧社会治河机构的不足，为我们建立新中国新的统一治河机构出谋划策。”

    1948年12月下旬，徐福龄和河南局的宁祥瑞先随赵明甫副主任到了冀鲁豫黄委会所在地河北省观城百寨，然后同马静庭一起到了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参加华北人民政府水利委员会召开的会议。王化云当时兼任华北水利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已先期到达。华北水利委员会秘书长郝持斋、山东河务局局长江衍坤和冀鲁豫黄委会副主任张方等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由华北水利委员会主任委员邢肇堂主持。会议主要研究统一治黄机构的组织办法和编制1949年黄河下游河南、山东、河北三省的岁修计划。

    这是徐福龄第一次耳闻目睹解放区的状况，亲身体验解放区的生活，那种欣欣向荣的景象让他激动不已。徐福龄如饥似渴地阅读能够找来的革命书籍、报刊，不懂的地方就利用晚饭后散步的机会向马静庭、张方求教，马静庭和张方不厌其烦地给他讲解革命的历史过程和革命的奋斗目标，使他对革命事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有一天晚上，徐福龄和马静庭散步过程中谈起统一治河的重要性。徐福龄说：“我一走上工作岗位，就遇到了1935年7月陕州13300立方米每秒的大洪水。上级叫我每天将陕州水文站流量及下游来童寨、黑岗口、柳园口、东坝头各险工的水位绘制涨落曲线图，挂在机关影背墙上，以示警惕。当洪峰通过东坝头后不久，发现水位陡落，经电话联系，得知在山东鄄城董庄决了口。那时治河，各自为政，没有全局观点。这场大水在河南境内顺利通过，未出大险，所以河南河务局为庆祝安澜，仍然举行所谓‘安澜宴’。那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宴会，心里真不是滋味。” 马静庭说：“那已是历史了，新中国的治河机构不仅要包括下游，还要包括中上游，形成上下统筹、左右兼顾的统一整体。” 徐福龄知道马静庭是清华大学土木系毕业的老革命，对他十分敬佩，听了他的一席话，对治黄的前途更加充满信心。回到住处，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杨秀峰亲自来看大家，对大家表示欢迎和慰问，徐福龄深受感动。王化云在与杨秀峰讨论1949年黄河下游岁修计划时吵了架：杨秀峰嫌要钱太多，王化云说少了不行，黄河要决口，杨秀峰说决了口杀你的头，王化云说杀头也保证不了。最后还是增加了一些。徐福龄深深敬佩解放区干部一切为了人民，认真求实，办事民主的作风。

    12月30日，党中央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向中外宣告解放军将渡江南下，将革命进行到底。与会同志通过学习，甚为振奋。1949年元旦，邢肇堂邀徐福龄等到家里过年，大家很高兴，无拘无束，共庆新的一年。当晚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蓝公武举行晚宴，请与会同志参加。这是徐福龄第一次在解放区过年，也是他最快乐的一个新年。

    徐福龄在西柏坡一共住了50天。这50天，他明白了许多道理，深切体会到了共产党和群众之间的鱼水关系，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他都会想起这段经历以及由此从心底喊出的：“我下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

    1949年6月15日，徐福龄随赵明甫赴济南参加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大会。大会一致推选王化云为主任，江衍坤、赵明甫为副主任。山东省主席康生做了会议总结发言。山东省建设厅厅长江国栋、山东河务局副局长钱正英等均参加了会议。王化云在《我的治河实践》一书中写到：“这是由分区治理走上统一的第一步，虽然还是联合的性质，但有了统一的机构，统一的工作方针和计划。”

    三

    大樊位于武陟县老城西北约10公里的沁河北岸，历史上曾多次决口。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部队和日军在沁河上相互扒口，以水代兵。大樊口门为国民党部队挖开，虽经堵复，但由于上游河槽刷深，大樊一带坝埽工程，溜淘搜底，1947年夏洪水暴发又将大樊冲决。泛水经武陟、修武、获嘉、辉县、新乡，挟丹河夺卫河入北运河。泛区面积约400平方公里，受灾村庄约120个，受灾人口20多万。因当时国民党军队利用这股泛水加强新乡外围的防务，所以始终未堵。

    武陟解放后，冀鲁豫黄委会即确定由豫北沁黄河第五修防处主任韩培诚协同太行专署组成大樊堵口工程处，于1949年1月进行调查勘测。测得口门宽185米，水面宽130米，水深1.5米；堤身塌陷长度，口门以东长180米，以西长450米；旧河道最大淤高为2.73米；口门河底纯系沙质。2月20日工料集齐，开始动工进堵，于3月20日合龙。由于缺乏经验，加上合龙时风雪交加、运土运料跟不上、引河过水不畅，口门水位急剧增高，冲刷严重，以致合龙埽走失，又将口门冲开40米宽，第一次堵口失败。

    这是解放后的第一次堵口。失败的消息引起很大震动，华北水利委员会对冀鲁豫黄委会提出严厉批评，并发出指令，要求追究责任，以教育干部，提高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王化云压力很大，他亲自派徐福龄随黄委会开封办事处主任赵明甫、工程科长马静庭赶赴工地，调查堵口失败原因，研究第二次堵口问题。

    此时，徐福龄已从南一总段调任黄委会开封办事处技正。坐在汽车上，雷厉风行的赵明甫主任十分气愤，说：“国民党花园口堵口连连失败，现在是我们共产党的天下，是人民的天下，我们再失败，怎么向党交代？怎么向人民交代？” 马静庭说：“老徐，你谈谈经验吧？”坐在一边默不出声的徐福龄见马静庭点了自己的将，就把从前自己参加的几次堵口工作，如在武陟堵复五车口等口门，在淮阳堵复宋双阁、李方口和下炉等口门，以及在花园口西坝头组织堵口施工的情况做了简单介绍，他说：“就像赵主任所说，堵口合龙犹如战斗，一要摸透情况，措施对头，二要充分准备，争取合龙时间，三要把堵口做为一个整体工程，不能够忽视某一部分，如引河的作用，四是对于流沙底的龙门口，宜采用柳石枕，五是双坝进堵比较稳妥，六是要做好细致的组织工作。” 赵明甫和马静庭听了徐福龄的话很高兴。

    到了武陟，赵明甫立即召开堵口工程处全体会议，他宣布留徐福龄驻工地帮助进行第二次堵口工程，并宣布限期一月内完成，只准成功，不许失败。这是徐福龄参加革命工作后第一次接受这样艰巨的任务，感到担子很重。

    堵口工程处的领导专门给徐福龄开了小灶，准备了一间单人住房，并让堵口工程处的所有人员由徐福龄调遣，叫谁谁到。徐福龄生活上遇到的困难，堵口工程处都全力帮助解决。大家的信赖和关心使徐福龄甚为感动，增强了必胜的信心。

    徐福龄深入工地进行全面调查，根据第一次堵口失败教训和口门的具体情况，提出“疏导引河，双坝进堵”的建议，被工程处采纳。徐福龄带领测量人员对引河进行重新勘测。经实测，引河底普遍高出水面0.4米以上，全部引河无坡度，上次放水所积之水，继续存于引河槽内，并未流出旧河道。傅村至老龙湾河床，比引河底高出0.8米以上。木栾店至同官一段，计1600米，沙岗起伏，高出河滩面1米多，阻碍水流。上次放水流至此处，即停止不前。同官以下至沁河口河道循顺，坡度适宜，且无阻水之障碍。据此，徐福龄带领技术人员对引河进行重新设计，拟加宽10米，引河长2200米，并清除沿引河及故道一切障碍。

    徐福龄带领技术人员拟定了第二次堵口计划和施工程序。他清楚知道堵口工程的成败首先决定于计划的正确与否，但工程的具体实施也是同等重要的。因上次堵口失败后所存料物不多，这次堵口徐福龄和技术人员因地制宜地采用了一些新材料，如以当地土产的蒲包代替麻袋，以竹缆代替大麻绳，蒲绳代核桃缆，小蒲绳代麻经。这是一次新的技术改革，徐福龄反复做试验，确定了这一方案。后来，他总结说：“其功用并不压于麻的力量，在价值上却更比麻省的多。”

    4月中旬开始加高护岸工程，并开始挖引河。4月下旬正坝、边坝先后进占。因船只缺少，故先进正坝，后进边坝。截止4月底，完成合龙前一切准备工作，于5月2日进行合龙。合龙前一天挖开引河口，合龙时水位抬高不到10厘米，引河即顺利过水，减轻了对口门的压力。合龙时正坝推柳石枕50个即出水面，随用秸料加高，将大土压上，即进行边坝合龙。这时正坝仍过水甚急，口门水深3米，边坝口门水浅，关门埽第一批上料4米，压蒲包、麻袋，第一次鸣锣，两坝各松龙绠1米，即达水面，二批上料2米，二次鸣锣，龙绠完全放松，关门占到底。

    合龙工程自5月2日晨4时开始，至3日上午9时，正坝、边坝先后合龙。一夜没合眼的徐福龄刚松口气，一看正坝东坝头埽底翻花过水，情知不妙。他知道这种情形是因为金门占一部座在原来柳石枕上，水位抬高后，河水淘刷，使原来枕底与占接合部的埽眼发生过水的现象，十分危险。他即命一面在上下口拼力抛护蒲包、麻袋，防止了险情进一步扩大；一面大量压土，随着正坝口门增高，同时用蒲包、麻袋装土，填浇土柜，等蒲包等浇出水面，即浇填大土及后戗土。至5月3日下午6时完全闭气，第二次堵口终于取得了胜利！

    堵口胜利的消息使大河上下到处洋溢着喜悦的气氛，华北水利委员会发出通报，指出：“黄委会第五修防处的检讨尚属深刻，第二次堵口事先已能调查研究分析，慎重进行，堵口得到了成功，说明修防处认真接受了教训。”因此，决定免于处分。徐福龄依然忙碌着，他一面布置加强观测，注意沿河险工情况；一面帮助第五修防处写堵口总结，在此基础上又写了《沁河大樊堵口纪实》一文。王化云在《我的治河实践》一书中写到：“这是解放后的第一次堵口，今后黄河、沁河还会不会发生决口？我们希望没有，永远没有，但也很难预料。因此，这次堵口的经验教训仍然是十分珍贵的。”

    四

    1949年入汛后到10月间，花园口水文站出现5次洪峰，在7月27日以前，曾发生两次10000立方米每秒洪水。9月14日，由于受泾、北洛、渭河和三花间暴雨影响，花园口又出现了12300立方米每秒的大洪水，10000立方米每秒以上的流量持续49小时，5000立方米每秒以上的流量持续半月之久。从花园口出现洪峰，至10月中旬河水归槽，历时一个月。这是一次严重的秋汛，也是解放后首次遇到的大洪水。

    当时黄河下游两岸堤防，虽经人民治黄以后三年培修加固，但堤防标准仍然很低，而且隐患很多，洪水到达下游会发生什么样的险情，很难估量。当洪峰接近开封时，徐福龄和工务处长马静庭、新分到黄委会工作的同济大学毕业生朱恺奉命连夜从开封出发，沿南岸大堤冒雨跟踪洪峰，发现险情，随时组织抢护。他们乘坐的是一辆美式的无棚大卡车，几人在驾驶室里很拥挤，朱恺说：“我年轻，让我站到后边，也能及时发现险情。” 马静庭和徐福龄硬是把他拉了回来。

    当洪峰到达山东菏泽刘庄以下时，不少堤段的堤顶仅高出洪水0.5米左右，风浪已打到堤顶上，险情丛生。三人急忙下车，与抗洪群众一起进行抢护。徐福龄根据多年经验，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让群众沿堤用秸料捆成把子，两端用绳子系在堤顶木桩上，使秸把漂浮水面，以杀风浪之险。这是个土办法，可效果很明显。当时堤身坍塌很严重，有的堤段坍坡竟日计百里。凡在堤身坍塌严重的地方，他们就指导防守人员临时打桩填柳或秸料，做成一级或二级护岸，或者用秸、柳搂厢加以维护。一路上，他们一边查看水情，一边协助沿河县段抢险堵漏。在郓城段他们见到段里职工正在抢堵一处漏洞，该处背河出水很严重，抢堵不住，十分危险。徐福龄说：“快找一扇大门板来！” 门板很快找来了，他们让段里职工在门板上铺上一层淤泥，扣在进水口处，赶浇前戗，才把漏洞堵住。就这样，他们坐了一天两夜的车，才赶到梁山段。

    当时，梁山大陆庄民埝决口，溃水倒灌东平湖，北岸寿张枣包楼一带民埝也决有一口。马静庭说：“快给我们找几只进湖的船来，再找些吃的东西，我们要进湖。” 段长很是为难，说：“听说你们几天都没合眼了，我让伙上蒸了馍，煮了鱼，想让你们吃饱了，睡个好觉，再下湖不迟。” 马静庭笑着说：“那就让我们在船上饱餐战饭吧！” 段长见三人执意进湖，只好叫来几只小渔船，撑船的都是这一带的好把势。

    他们乘船先到口门处对入湖流量做了估测，约为3000立方米每秒。然后进入湖区整整调查了三天，看到老运河西堤大部被冲垮，约有700个村庄受水灾，房屋多被泡塌。据当地群众讲，这次洪水入湖，是铜瓦厢改道以来所罕见。徐福龄观察得很仔细，他看到河水渐落后，湖水渐由庞口一带回归黄河。他想，黄河下游河道上宽下窄，泻洪能力上大下小，为了减轻窄河段的防洪负担，可以把东平湖作为一处天然的滞洪区。马静庭听了徐福龄的想法非常赞成。在东平湖查勘后回到梁山，段长说：“你们三天吃住在船上，吃没吃好，住没住好，这回可该好好休整一下了。”但是三人坚意接着到北金堤查勘。段长无奈，只好让三人吃饱了饭，准备了一些干粮，与三人作别。三人登上小船由枣包楼口门向下，顺着溃水的主流线，沿北金堤继续进行河势工情调查。他们估测枣包楼的分洪流量约为1000立方米每秒。他们见到北金堤与临黄堤之间均被水淹，回水到达范县境，下边又从张庄泄入黄河。途中他们还参与了濮阳南小堤和东明高村的抢险斗争。由于以上两处决口分洪的影响，这次洪峰到达山东泺口时，削减为7400立方米每秒。根据对东平湖和北金堤的实地调查情况，三人提出了查勘报告，为1950年确定北金堤和东平湖为滞洪区提供了依据。

    这场洪水是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残破堤防的一次严峻考验。在洪水涨落过程中，沿堤共出现漏洞434处，发生渗水、蛰陷、脱坡的堤段150多公里。平原、河南、山东三省党政军民组成了40万的抗洪抢险大军，奋战40个昼夜，终于战胜了洪水，确保了堤防安全。王化云在《我的治河实践》一书中写到：“当我们进行紧张防汛斗争的时候，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这次防汛斗争的胜利，是广大治黄职工和沿河人民，向新中国献上的第一份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