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小觑的道德失守

    2006年10月，河南省郑州市举行了第二届世界传统武术节开幕式。然而开幕式刚结束，当天晚上用来装饰会场的1万盆鲜花却被附近市民一抢而光，甚至还有人

    推三轮车大批“搬运”。保安人员发现后立即阻止，无奈“寡不敌众”，致使哄抢行为演变为“法不责众”的闹剧。

    悠悠文明古国，仁义礼智信、忠孝双全等是古代公认的道德标准。到了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人们生活在“一大二公”的环境中，“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热爱集体、无私奉献”成为新的道德标尺。在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大家在财产拥有和收入分配方面的差距扩大，追逐金钱和利润成为不少个人和企业的主要奋斗目标。传承数千年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逐渐被人们遗忘，计划经济时期的道德约束已显苍白无力，市场经济时期的道德标准却因为我们的忽视而没有很快建立起来。于是，拜金主义开始盛行，许多人在物欲驱使下变得浮躁和庸俗，不再重视自身的修养，不道德、不文明行为纷至沓来。

    道德缺失后，我们面临的不仅是社会公德的“面子”问题，还要付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沉重代价。因为市场上泛滥的失信和欺骗，我们每年要损失多少GDP；因为贪污和腐败，我们又要付出多少发展的代价？而这一切，都可以从道德滑坡那里找到问题的根源。

    草根群体挺身而出，顽强支撑起道德的天空

    令人振奋的是，近几年，草根群体中崛起了一股出自平凡之举却又摧枯拉朽的道德力量，它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仅感动着每一个善良的人，而且树立了正气，凝聚了人心。

    家庭贫困的河南小伙洪战辉，带着收养的弃婴妹妹“小不点”到湖南省怀化市上大学，靠业余打工养活自己并供养她上学，而且谢绝他人的捐款。

    重庆大巴山深处的老人吴显才，10余年如一日，耗费30余万元，把一个废弃的酒厂改成养老院，赡养了45位无依无靠的老人，其间有22位孤寡老人在他的关怀中安详离世，离世前都对吴显才恋恋不舍。

    今日中国，这样的好人就像满天繁星一样。重庆市渝中区周明祥夫妇生活贫困，其住房仅为一个10平方米的小屋。然而，从1992年开始，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屋，却成了弃婴们通向重庆市儿童福利院的爱心中转站，累计有近200名弃婴在这里得到照顾和临时抚养。

    虽然许多有道有德之人施恩并不图报，但被关怀救助对象总是心存感恩，渴望以德报德。黄舸是一位不幸的孩子，７岁时被确诊为先天性进行性肌营养不良，得这种病只能活到18岁。就在其生命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黄舸不顾自己的身体已经进入“倒计时”，和父亲踏上了“感恩之旅”。每天，父亲必须小心翼翼地把他抱上轮椅，用绳子仔细地“固定”，以保证他不致滑落。父亲用一辆三轮摩托车载着儿子黄舸走过了82个城市，行程万里，向30多位当年给他们汇款的恩人当面道谢始安。

　　普通百姓应成为道德建设主体

    民间道德楷模有两点共性：一是事迹动人，二是事迹平凡。这里的平凡，指的是其行为并非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而是每个人只要努力就能做到的善举和义举。因此，民间道德楷模更有示范意义和可学性，民间道德的主体地位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道德资源的宝藏就在民间，善良的人们得到广泛的认同和褒奖，不道德的行为时时处处遭受谴责和鄙视。蕴藏在百姓内心的道德力量，通过民间自发的宣传和必要的政府扶持引导，会放大为强烈的主流社会心理，进而形成温和醇厚的民风。

    事实上，民间道德绝不仅仅体现在几个道德楷模身上，更体现在大多数老百姓的自觉行动上。“微尘”，起初是青岛市一位数次捐款不留姓名的普通市民；后来，扩散成一个爱心群体；再后来，扩展成一个关爱他人的爱心符号。以“微尘”命名的募捐箱、徽章，走进了青岛的大街小巷。

    人心向善，民间道德已经汇聚成强大的群体力量，每个人都可以融入进去，去实现自己的道德价值。重庆市社会科学院学者朱艺认为，现实社会生活中，绝大多数人的道德境界处于“道德允许”的平凡境界。只要引导得当，就会增强人的理想、信仰和社会责任感。因此，政府在加强制度建设和刚性约束的同时，应该因势利导，强化广大基层民众在道德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并为其提供强大的舆论支持和政策保障。

    浙江省德清县太平村49岁的马福建设立的“孝敬父母奖”已经在当地深入人心。1997年，马福建在菜场卖鱼为生，常常会关照一些想吃鱼却买不起的老人。当他了解到村里有些年轻人不孝敬老人时，就下决心拿出1万元作为奖励基金存在银行，用利息发奖金。每年发奖，村委会和村民代表都会认真投票选举村里的“孝子孝女”。据半月谈报道，先后有17人设立了17个这样的“草根奖”，内容包括孝敬父母、环境保护、交通安全、见义勇为、外来人员风尚、残疾人励志等多个方面。同样可贵的是德清县委、县政府对老百姓创举的态度：引导、扶持、培育，但决不轻易用政府或党委行为来代替这些民间行为。

　　道德建设推进方式应着眼于普通人视角

    值得反思的是，我们长期以来忽视民间道德楷模的作用，一味树立“高大全”式道德标杆，结果收效甚微。道德教育中泛说教色彩也相当严重，人文精神浸润不足。

    而像洪战辉、谢延信等这些由民间挖掘出来的小人物，并没有狂轰滥炸式的宣传，却能持久地打动人心，原因何在？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殷辂认为，恰恰是因为他们的事迹体现了人性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不是原始的欲望，而是人心中内在的美好的东西。这种道德本于生命，是最真实、最让人感动的。

    殷辂认为，道德要深入人心，这一点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关键是如何深入人心，如果否认人性中根本的共识，道德就失去了基础。

    时下，我们正处在一个物质生活相对富裕而价值观念多元化的社会，人们更推崇在日常生活中有闪光点的平凡人，因为他们能够给我们真实的感动。因此，我们的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应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普通人，更多地用身边人来激励身边人，使模范人物可以看得见、摸得着，让人们感到可亲、可敬、可信、可学。

    “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是19世纪末严复译介《天演论》时提出的主张。在这位思想先驱眼中，中国人的道德的革新，是国民现代化的三大重要任务之一。“新道德出焉，而新民出焉”。20世纪初，戊戌变法失败后东渡日本张扬“新民说”的梁启超先生也曾对比中西，认为不仅要启迪“民智”，还要革新“民德”。21世纪初的今天，草根力量在推动中华民族道德复兴的过程中又为其注入了怎样的时代内涵呢？

     （刊发日期：２００8年2月5日《半月谈》内部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