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同事+同学=爱情 他是南阳二胶厂（现乐凯集团二胶厂）的技术人员，名叫朱福林；她是厂子弟小学的教师，名叫杨宝兰。1984年，他们同在南阳广播电视大学学习期间，擦出了爱的火花。一晃六年，日子平平淡淡，却有儿女缠绕膝下，戏瓦弄璋，其乐融融。

    往事：1990年的疼痛 这年春天的阳光像所有春天一样温暖，杨宝兰却如坠冰窟：系统性红斑狼疮被确诊，医生委婉地告诉她：你也许只有三个月时间了。大厦将倾的感觉瞬间击来，但她硬撑着：“如果我能活三个月零一天，岂不是白赚一天？”

    绝望：生命不堪重负 时至1993年，杨宝兰活着。然而这年冬天，胸以下忽然不听使唤的她被人抬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并被确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脊髓炎，医生说：你也许一辈子要躺在床上了。连续20多天，她保持着入院时丈夫把她“摆放”在病床上的姿势。每天，她偷偷做了一件事：藏1片安眠药。

    现实：“我一定能站起来” 2007年秋天，杨宝兰的丈夫朱福林开着私家奥迪车，载着已能够扶着东西缓缓移动的她驱车千里，从南阳到济南，开始新的诊治。

    杨宝兰：我不是累赘

    2007年9月28日，济南军区总医院。正在接受脊髓注射治疗的杨宝兰坐着轮椅接受采访时，手不停地捏捏腿、提提脚，仿佛在印证朱福林对她“活泼好动”的印象，但其实，“我能够活到现在，就一定能够站起来走路”，才是那些“小动作”的真正注脚。

    从1990年系统性红斑狼疮被确诊，到1993年合并脊髓炎，两种均可能随时要命的疾病缠绕着她、折磨着她，上海、北京、杭州，大城市的大医院她不知去过多少，天性活泼的她在忍受病魔摧残的同时，始终以乐观的态度面对着往往不能让人乐观的现实。她说：“我始终没有把自己看成累赘，腿不能动了，我有手有脑，就有自己的生活。”

    患上系统性红斑狼疮后，杨宝兰办理了病退手续。当她略有康复，便主动提出了复职申请，她说，她不愿一辈子躺在床上，因为她已经教过近十年学，并想继续下去。然而，“这只是一个梦想”，“随后几年我生活不能自理了”，每天除了辗转诊治，吃药、打针，几乎什么事情也不能做。

    很多事情想做而又做不了，杨宝兰心情一直不好。尤其是红斑狼疮合并脊髓炎后，大量脏器病变的折磨，使她不得不大剂量服用激素类药物，脾气时好时坏，在她眼里，木讷、不善言辞的朱福林自然成了发泄对象。“那些日子他怕我生褥疮，每天晚上都要起来帮我翻十几次身，但我却经常无缘无故地骂他。”想起当时的情景，杨宝兰对丈夫充满了愧意。

    正是这种愧意，导致杨宝兰在北京301医院住院期间偷攒了20多片安眠药，但“安眠药被他发现后很气人地扔了”。杨宝兰着重提出的“很气人”，是因为丈夫知道她的企图后一直不吭不哈，直到她攒得多了才说：“咱们这是住在医院，你一捧吃下去，肯定得被大夫拉去灌肠。人死不了，还得活受罪。”

    当时，他们每月二三百元的工资根本没办法支撑他们的花销。尤其是杨宝兰在激素类药物的作用下，胃口特别好，“一整只烧鸡三下五去二就吃个干干净净”。为了省钱给杨宝兰补养，朱福林经常“蹭”她不想吃或吃剩的饭。

    “那些日子我们很苦，也很难。”杨宝兰笑着指指笑吟吟坐在她旁边的朱福林，“他年轻时的头发又黑又浓，可现在还不到50岁就成‘秃老头’了。”

    1997年，杨宝兰的病仍处在“维持”状态，但她的生活却出现了新的曙光。她从参加广播电台组织的猜谜、征文活动打发时光开始，逐渐发展到在当地电台、报纸上开辟专栏，用她的亲身经历帮助一些走不出心理阴影的人们。随着“知名度”的提高，加之当地一名残疾实业家为她安装了一部心理热线咨询电话，她渐渐从中找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快感和自己的价值归属，义务当起了“心理咨询师”，只要不外出看病，她24小时守在电话旁边，甚至“神经质”地盼着电话铃声响起。“和陌生人的沟通、交流，不仅帮助了别人，更丰富了我自己的生活。”杨宝兰说，这样的日子历练了她豁达的性格和更加热爱生命的激情，“无病无灾是幸福，但人的一生并不是因为四肢健全才幸福，更多的是要有一颗健康的心。我虽然瘫了，生活上很多事情不能自理，但我不是累赘，因为我有存在的价值和自己的生活方式。”

    经济拮据曾给杨宝兰的诊治带来极大不便，外出看病的食宿、路费及一双子女的生活、学习费用，“像一座山一样压在了我们一家人身上”，杨宝兰说，“没钱的日子真是不好过”。

    然而现在杨宝兰的家，不仅有宽敞的新房，也有私家车从奥拓到奥迪的变迁。这一切，应该说都是她的“得意之作”。

    虽然杨宝兰在家时每天只能坐在轮椅上，但她并没有脱离“信息时代”，她炒股票，也做房产生意，像她自己说得“我是一个喜欢用大脑工作的人”，颇有“运筹帷幄”的快感，快乐地掘了一桶桶金，既改善了家里生活，也为她进一步治疗积累了资金。

    当然，杨宝兰也尝试过让朱福林跟她一起“赚钱”，“有时候我和儿女一起劝他，他却说‘我把你照顾好就心满意足了’。”

    朱福林：我就喜欢照顾她

    笑呵呵坐在杨宝兰身边，朱福林一如杨宝兰所说，“木讷，憨厚，不喜欢说话”。

    采访中，朱福林说得最多的是一句对杨宝兰的问询：“回病床躺一会吧？”

    三个多小时的采访转瞬即过，临近中午，朱福林说：“你们大老远跑到济南，我一定要请吃一顿饭。”见我们拒绝，他自豪地笑说：“不瞒你们说，现在我和朋友在外面吃饭，差不多都是我掏钱呢！”

    朱福林把杨宝兰推回病房，麻利地帮她换上衣服，轻轻地抱着她重新坐到轮椅上，拿出条浅红色的毛巾被披在她腿上，仔细地裹了裹。当我们走上前要帮他推轮椅时，他拒绝了，怕我们推不稳。

    济南军区总医院附近的一家餐馆门前有两层的台阶，我们正想上前帮朱福林“抬”一把，却见他不怎么吃力且十分娴熟地一压车把，杨宝兰已进了餐馆。

    点菜时，朱福林说：“不要辣的，也不要太咸。”点了6个菜，他怕服务员记不住似的重复了一遍，然后冲我们歉然笑说：“辣的、太咸的，她不能吃，也只好委屈你们了。”

    点点滴滴的细节，体现了朱福林“我就喜欢照顾她”这句话的分量，更是18年来他对杨宝兰悉心呵护的深刻印证。

    他们的家在南阳卧龙区武侯办事处辖区一幢居民楼的二楼。从1993年起，只要不是在外治病，朱福林几乎每天都要把杨宝兰背到楼下，然后搀坐在轮椅上，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推着她去离家三四公里外的白河畔散步。

    尽管在杨宝兰眼里朱福林木讷，但憨厚的朱福林却在妻子卧病在床后多了很多“心计”。比如说杨宝兰记忆犹新的“安眠药”事件，朱福林在她藏第一片时就发现了，他不说破、阻拦，是因为他觉得她一天攒一片，无形中反倒是支撑她活下去的精神寄托，“人只要有精神支撑着，天大的灾难也能挺过去。”朱福林笑着说，其实那些日子他也真怕她吃，日里夜里小心警惕，以致他对“邻床病人如山的鼾声充耳不闻，但她小小一声叹气我都能惊醒”。

    性格的差异，“锅碗瓢勺”的碰撞也在所难免。朱福林说：“她喜欢说，也常为一些琐事‘说’我，但我总是一声不吭跑到儿子屋里，一边看报纸，一边吸烟，只当啥都没听见。”“这种忍耐，是我和她磨合出来的。”

    “她虽然瘫了，生活不能自理，但我始终相信她肯定还能站起来。”1993年红斑狼疮合并脊髓炎，不独打击着杨宝兰，也让朱福林感受着天塌地陷。但他坚信，杨宝兰始终是那个“活泼好动、聪明伶俐、能歌善舞”的杨宝兰。当杨宝兰无知觉地躺在病床上时，他每天都对她进行强制性功能训练——抱起她，面对面，膝顶膝，强迫她站起来，坐下去；再站起来，再坐下去，从最初的一分钟，到后来的几十分钟……这样简单却又经常让这两口子满身大汗的运动，终于在两个月后让只能躺在床上熬枯生命的杨宝兰重新“站”了起来——扶着东西缓缓走动。这样的“康复”不仅让为杨宝兰治病的医生啧啧称奇，也让朱福林兴奋异常，每到傍晚，他会推着轮椅让她“逛逛”北京的夜市。

    窘迫的日子，朱福林借了所有能借的亲戚朋友的钱，为了杨宝兰的康复，只要她想吃什么，他从不“吝啬”，但自己却经常把一袋方便面调料当一顿午餐，也经常赔着笑从病友那里索要一个馒头。

    这些年，随着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他的应酬也明显多了起来。每次朱福林外出，都带着杨宝兰。有人曾开玩笑说，就你怕老婆，以后不叫你了。朱福林则笑着回应：“我不带她，你们给她做饭啊？”

    儿女：年少不“是”愁滋味

    朱青、朱江，是他们的女儿、儿子。朱福林带着杨宝兰奔波诊治的日子，儿女整天跟着亲戚或在邻居家东一口西一勺“混”日子。终于有一天，“孩子我们养不起了，把女儿送人吧。”杨宝兰小心翼翼地跟朱福林商量。朱福林舍不得，但也知道孩子需要幸福生活。于是，他们“千挑万拣”找到“老实可靠”的一户人家，让女儿叫人家“干爹干妈”，到人家家住。

    “当时我们只是想孩子只要能健康地活着就行。”朱福林说，送出女儿的两个月里，他们不停托人观察、打听，为女儿成了那家人“掌上明珠”而愧疚着感到欣慰时，女儿却自己跑了回来，哭着说：“爸妈，我不花钱，也吃不多，留下我吧。”

    采访中，“我们欠儿女的太多”，仿佛勾起了杨宝兰的心事，她掏出手机，自言自语说：“这会儿她应该还没睡。”然后拨了一个号码，笑着解释：“美国那边的电话费便宜，我们和女儿约好了，想她时就拨通号，然后她再把电话打过来。”

    2007年3月，女儿朱青拿到了美国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博士生录取通知书。之前，她在郑州大学读本科，随后在清华大学读硕士。

    果然，不到两分钟杨宝兰的手机响了，“乖乖”，她这样甜腻腻地叫着，哈啰、OK地和远在大洋彼岸的女儿笑谈了起来。

    “女儿很出息，也让人省心，儿子却有些让人‘恨’。”朱福林笑说，儿子朱江从小顽皮、好玩，后来还迷上了上网，有一次还“偷拿了家里300多块钱，跑了十多天”。

    19岁的朱江“目前正在帮妈妈打理一些事情”。和他交谈，自然没能绕开“离家出走”这个话题，他笑说：“我当时拿了不止300多块，但我却把大部分又放回了抽屉，因为我不能让家里其他成员没办法生活。”

    这段记忆发生在朱江10岁左右。如今的朱江显然比同龄孩子更多一些成熟和老到，当我们问他：你生活在一个饱受苦难的家庭，你感受过的苦难是什么时，“你们想错了。”他说，童年时他也无忧无虑，打架、翻墙头，从来没有感到痛苦，“如果有，也仅仅是父母经常不在家”。

    你父母有没有给你讲过家庭的困苦？“没有刻意讲过一次，而且我们一家人都不愿过多提过去的事，我们只是在想家是幸福的，要好好生活。”

    今年8月份女儿出国后，朱福林和杨宝兰对朱江说，如果愿意出国深造的话，他们会为他创造条件。不过，朱江已明确表示他不会出国，“这个家需要我”。

    “我姐姐读完博士后也会回来的。”采访中，朱江这么说。

    “在美国，我最想的是回家，和我父母、弟弟在一起。”远隔重洋，电话里朱青的声音很清晰：“我们家谁也缺不了谁。”

    白河畔：二胶厂的两口儿

    “好心情，是病人最好的灵丹妙药。”只要不外出诊治，朱福林几乎天天都要推着坐在轮椅上的杨宝兰去白河岸边散步。

    一路上，他们的微笑和亲昵，让一个个擦肩而过的人感染、羡慕和关切。“在路上我们认识了很多人，却基本叫不出名字，也不知道他们是干啥的。”朱福林笑着说：“但他们都知道我们是‘二胶厂的两口儿’。”

    夏日的夜晚，白河畔风微人喧，在自娱自乐的人群中，爱唱的杨宝兰唱《牵手》，唱《化蝶》，总都博得纳凉的人们阵阵掌声。

    这两首歌，是杨宝兰最拿手的，也是她最喜欢唱的。她说，她这两首歌唱得好，不仅是用了心，还融入了自己的经历和情感，“18年了，他就像对孩子一样照顾着我。”

    “有一天能站起来”是朱福林和杨宝兰18年始终如一的心愿，“我喜欢她能歌善舞的样子”则是朱福林的憧憬和最甜美的记忆。